2021-2025：以脱贫攻坚精神赋能乡村振兴——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重要讲话精神深度学习报告

2021-2025：以脱贫攻坚精神赋能乡村振兴——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重要讲话精神深度学习报告

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深入学习大会重要讲话精神，不仅是对过往攻坚历程的系统复盘，更是为后续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方法论支撑的关键环节。

一、强化组织引领：构建脱贫攻坚的“三维责任体系”

脱贫攻坚的实践充分证明，坚强的组织保障是攻克贫困堡垒的核心支撑。截至2021年，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一线，形成了“领导领战、组织会战、党员奋战”的立体化攻坚格局。

（一）领导干部“领战”：压实责任传导的“关键环节”

“推进脱贫攻坚，关键是责任落实到人”，这一论断在攻坚实践中得到充分验证。相较于传统帮扶模式中责任分散、协同不足的问题，脱贫攻坚期间建立的“五级书记抓扶贫”机制，将帮扶责任精确到每一级组织、每一名干部。数据显示，2016-2021年，全国有19.5万名党政领导干部因脱贫攻坚成效显著得到提拔或进一步使用，同期因履职不力被问责的干部达1.3万人，严格的考核奖惩机制倒逼领导干部下沉一线。

在此过程中，组织部门严格遵循“人岗相适”原则，建立脱贫攻坚一线干部“识别-培养-使用”闭环体系。依据“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的干部选拔标准（源自《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将脱贫攻坚实绩作为年度考核、干部提拔的重要依据，确保领导干部将脱贫任务牢牢抓在手上、扛在肩上。这种责任传导机制，有效解决了传统帮扶中“谁来扶”的主体模糊问题，实现了帮扶力量的精准配置。

（二）基层组织“会战”：筑牢攻坚堡垒的“前沿阵地”

“帮钱帮物，不如帮助建个好支部”，基层党组织作为脱贫攻坚的战斗堡垒，其组织力直接决定帮扶成效。2018-2021年，全国累计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17.6万个，其中贫困村党组织占比达68.3%，通过“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派驻第一书记”等措施，村级党组织平均凝聚力指数较2016年提升42%（数据源自中央组织部基层党建工作统计）。

针对村级集体经济薄弱这一共性问题，各地严格遵循“产业导向、因地制宜”原则，建立市、县、乡、村四级联动帮扶机制。以河南省为例，该省通过“财政资金扶持+人才技术下沉”模式，2021年实现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超过5万元，较2016年增长3倍以上。同时，针对部分贫困群众“等靠要”思想，基层党组织通过“政策宣讲+典型带动”方式，推动贫困群众从“要我脱贫”向“我要脱贫”转变，2021年全国贫困群众自主参与扶贫项目的比例达89.7%，较2016年提升56个百分点。

（三）党员干部“奋战”：激活精准帮扶的“神经末梢”

党员干部作为脱贫攻坚的“排头兵”，其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直接影响帮扶实效。截至2021年，全国有1300多万名党员直接参与结对帮扶，平均每名党员帮扶2-3户贫困家庭，形成了“党员带头干、群众跟着干”的良好氛围。在帮扶过程中，党员干部严格遵循“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退出”的工作方法（源自精准扶贫基本方略），确保每个贫困村至少有1项主导产业、每个贫困户至少享受2项帮扶政策。

以贵州省毕节市为例，当地党员干部创新推出“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模式，2016-2021年累计带动45.2万贫困群众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0.6%降至0。这种模式通过将党组织优势与产业发展需求深度结合，有效解决了“扶得好”的可持续性问题，为后续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

二、优化队伍建设：打造专业化的“攻坚人才梯队”

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离不开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扶贫干部队伍。2016-2021年，全国累计开展扶贫干部培训1200多万人次，培训内容涵盖产业扶贫、电商扶贫、教育扶贫等12个领域，干部专业能力显著提升，为攻坚任务完成提供了人才保障。

（一）精准选拔：建立“实战导向”的识人机制

疫情防控与脱贫攻坚的双重考验，成为识别干部的“试金石”。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有3.2万名在疫情防控中表现突出的干部被优先选派到脱贫攻坚一线，其中89%在后续考核中被评为“优秀”。组织部门依据“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原则（源自干部考核工作相关规定），通过“日常观察+专项考核+群众评议”的多维评价方式，精准识别出一批“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有效避免了“论资排辈”“平衡照顾”等问题。

相较于传统干部选拔中“重学历、轻实绩”的倾向，脱贫攻坚期间的干部选拔更注重实践能力。以广东省为例，该省2020年选派的5000名驻村第一书记中，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占比达92%，熟悉产业发展的占比达78%，专业化的队伍结构显著提升了帮扶工作的精准度和实效性。

（二）系统培育：构建“需求导向”的育人体系

针对脱贫攻坚不同阶段的任务需求，各地建立了分层分类的干部培育体系。2016-2021年，中央组织部联合农业农村部、财政部等部门，累计举办全国性扶贫干部培训班120期，培训县级以上扶贫干部8.6万人次；各省市结合本地实际，开展特色产业培训、电商技能培训等专项培训，平均每名扶贫干部每年接受培训不少于40学时。

这种培育模式严格遵循“按需施教、注重实效”的原则（源自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有效解决了传统培训中“内容泛化、针对性不强”的问题。以陕西省为例，该省针对陕北地区苹果产业优势，开展“苹果种植技术+电商销售”专项培训，2020-2021年累计培训扶贫干部1.2万人次，带动苹果产业产值增长18%，帮助23万贫困群众通过苹果种植实现稳定增收。

（三）科学管理：完善“激励约束”的用人机制

为充分调动扶贫干部的积极性，各地建立了“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的管理机制。2018-2021年，全国累计为扶贫干部发放生活补助、交通补贴等各类保障资金120多亿元，解决干部住房、医疗等实际问题8.7万个；同时，建立扶贫干部容错纠错机制，明确28种免责情形，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

数据显示，2016-2021年，全国扶贫干部队伍稳定性保持在92%以上，较同期基层干部平均流动率低15个百分点。这种科学的管理机制，既有效避免了“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又防止了“过度问责”导致的不敢作为，为脱贫攻坚提供了稳定的人才支撑。

三、创新帮扶模式：探索精准脱贫的“多元实现路径”

面对脱贫攻坚中的复杂问题，各地坚持问题导向，创新帮扶模式，形成了“产业扶贫、电商扶贫、对口帮扶”等多元路径，有效破解了“扶持谁”“怎么扶”的核心难题。截至2021年，全国通过产业扶贫带动70%以上贫困人口脱贫，通过就业扶贫帮助2800多万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通过易地搬迁扶贫安置960多万贫困人口，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脱贫模式。

（一）电商扶贫：搭建产销对接的“数字桥梁”

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国贫困地区农产品滞销问题较往年更为突出。在此背景下，党员干部创新推出“直播带货”模式，有效打通了农产品销售的“最后一公里”。数据显示，2020-2021年，全国有1.2万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参与直播带货，累计销售贫困地区农产品超过800亿元，带动500多万贫困群众增收。

这种模式严格遵循“市场导向、群众自愿”的原则（源自精准扶贫工作要求），相较于传统线下销售模式，其流通成本降低30%以上，销售周期缩短50%以上。以山东省曹县为例，该县县长通过汉服直播带货，2021年带动当地汉服产业销售额突破60亿元，较2019年增长2倍，直接带动1.2万贫困群众就业，其中妇女占比达78%，有效解决了农村留守妇女就业问题。

（二）产业扶贫：培育持续增收的“内生动力”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这一论断在实践中得到充分验证。截至2021年，全国贫困地区建成特色产业基地超过30万个，形成了“一村一品”“一县一业”的产业发展格局，贫困地区特色产业覆盖率达98%以上，带动贫困人口人均年增收超过3000元。

在产业培育过程中，各地严格遵循“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源自乡村振兴战略规划），避免了“一刀切”的盲目发展。以云南省为例，该省针对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在滇西北发展旅游业，在滇东北发展中药材种植，在滇东南发展特色水果种植，2021年贫困地区产业带动脱贫人数占比达75%，较2016年提升40个百分点。同时，通过“合作社+贫困户”模式，将贫困群众嵌入产业链条，确保其稳定分享产业收益，2021年全国贫困群众通过产业分红获得收入人均达860元，较2016年增长3倍。

（三）对口帮扶：构建协同发展的“联动机制”

东西部对口帮扶是我国脱贫攻坚的重要制度创新，截至2021年，东部9个省市、13个城市与西部10个省区市结成帮扶对子，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超过1000亿元，选派帮扶干部超过1.2万人次，推动西部地区4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

这种帮扶模式严格遵循“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源自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相较于传统单向援助模式，其帮扶成效提升50%以上。以上海对口帮扶云南为例，2016-2021年，上海累计投入帮扶资金89亿元，建设产业项目超过2000个，带动云南15个贫困县摘帽，其中在云南昭通建设的“沪滇协作产业园”，吸引23家企业入驻，直接带动1.5万贫困群众就业，人均月工资超过3000元，较当地传统农业收入增长4倍。

四、巩固攻坚成果：建立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巩固脱贫成果成为首要任务。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返贫人口和新发生贫困人口仅为27万人，返贫率控制在0.3%以内，低于5%的预警线，这一成果的取得得益于“监测预警、动态帮扶、政策衔接”的长效机制建设。

（一）监测预警：筑牢防止返贫的“第一道防线”

全国建立了“农户自主申报、基层干部排查、部门数据比对”的三位一体监测机制，截至2021年，累计识别易返贫致贫人口531万人，全部纳入监测范围。通过建立“一户一档”监测台账，实时跟踪监测对象收入、“两不愁三保障”等情况，确保早发现、早干预。

这种监测模式严格遵循“精准识别、动态管理”的原则（源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相较于传统人工排查模式，其识别准确率提升至98%以上，响应时间缩短至7天以内。以四川省为例，该省通过大数据比对民政、医保、教育等部门数据，2021年精准识别易返贫人口32万人，其中98%在1个月内得到帮扶，有效防止了规模性返贫。

（二）动态帮扶：构建精准施策的“响应体系”

针对监测对象的不同致贫原因，各地建立了“一户一策”的动态帮扶机制。2021年，全国为监测对象落实产业帮扶286万人次、就业帮扶158万人次、综合保障帮扶302万人次，88.5%的监测对象实现稳定脱贫。

这种帮扶模式严格遵循“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源自精准扶贫基本要求），避免了“大水漫灌”的帮扶方式。以河南省为例，该省针对因灾返贫的群众，优先落实临时救助和产业扶持政策；针对因学致贫的群众，落实教育资助政策；针对因病返贫的群众，落实医疗保障政策，2021年该省监测对象脱贫率达92%，较全国平均水平高3.5个百分点。

（三）政策衔接：搭建脱贫与振兴的“过渡桥梁”

为确保脱贫成果持续巩固，国家明确提出“脱贫攻坚政策保持稳定，分类优化调整”的要求。2021年，全国继续保留脱贫县涉农资金整合、易地搬迁后续扶持等政策，同时将脱贫攻坚期间的“特惠性”政策逐步过渡为“普惠性”政策，推动脱贫地区向乡村振兴平稳过渡。

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脱贫县涉农资金整合规模达1650亿元，较2020年增长10%；易地搬迁后续扶持资金投入达600亿元，建设配套产业项目超过1.2万个，带动搬迁群众就业280万人次，搬迁群众就业率达94%，较2020年提升5个百分点。这种政策衔接机制，有效避免了“政策断档”导致的返贫风险，为脱贫地区后续发展提供了稳定支撑。

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不仅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更形成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的脱贫攻坚精神。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中，必须持续传承和弘扬这一精神，将脱贫攻坚期间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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