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基于追问8例落马干部案例的个人深度反思（3篇）

2023年基于《追问》8例落马干部案例的个人深度反思（3篇）

《追问》个人心得体会篇1

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追问》，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丁捷——其已著有《依偎》《亢奋》等十多部长篇小说，同时担任江苏省属某文化单位纪委书记。该书通过落马官员的口述纪实，系统描摹他们从破纪到破法的渐进轨迹，深刻揭示腐败分子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清晰刻画出其灵魂衰落的完整过程。

从案例来源看，作者在书中明确提及：中纪委和省纪委共提供633个违纪违法案例，据此遴选出28个地厅级及以上省管干部典型案例；通过与其中13人进行面对面长时间交谈，获取了数十万字关于其人生道路、心灵历程及灵魂独白的第一手材料；最终从中筛选8位典型人物，展开深度记述。

书中所涉的1名正部级领导干部，便是这8位典型人物之一。作为因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处的犯罪分子，其案例已被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北方多个大城市列为全体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开展反腐倡廉学习的核心案例。

2017年3月23日晚间，在中央党校大有书局领导干部读书会暨《追问》新书发布会上，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研究员李朝全明确表示，作为普通党员领导干部，阅读该书后深受教育，并向广大读者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推荐——此书阅读价值显著，读后必能有所收获。

从社会学视角看，该书描摹的“破纪到破法”过程，与“破窗效应”高度契合：当干部首次出现轻微违纪行为而未被及时纠正时，此类行为便可能逐渐升级，最终演变为严重违法。这一规律也印证了反腐倡廉工作中“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的必要性，即通过及时遏制“第一扇破窗”，避免腐败行为的扩散与恶化。

《追问》个人心得体会篇2

读完《追问》中剩余的5个案例，深刻体会到“悲剧就是把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一表述的重量。该书所涉8位典型人物，从能力维度均非平庸之辈，其中多人曾为国家发展作出显著贡献；复盘其逐步堕落的过程，内心易产生显著的郁结感——若身处同等权力环境而缺乏有效约束，个体陷入同类困境的风险将显著提升。

作家余华曾指出，真正的作家写作时能让人看清自身真实内心，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追问》作者丁捷也提及，撰写该书期间险些崩溃，因搜集的材料包含大量人性负面信息。即便仅作为读者阅读，也需通过适当方式调节情绪，足见案例本身所承载的冲击力。

从堕落诱因分类看，8位典型人物的情况可分为两类：其一为6位干部（占比75%），其堕落与社会关系（兄弟、夫妻、朋友）直接相关，诱因包括感情创伤、怀才不遇、沉浸爱好、追求浪漫、晋升失败、顾及家庭等；其二为2位干部（占比25%），分别为某大学校长与某国有企业董事长，二者均通过打造独裁组织谋取私利，却始终以清廉勤劳的假象示人。

对于前一类6位干部，需结合“路径依赖理论”进行分析：我国社会注重人伦关系，干部在处理家庭、朋友等关系时，易因情感羁绊陷入“不合理妥协”，而这种妥协一旦成为行为惯性，便会逐步突破纪律与法律底线。正如《人民的名义》中李达康面临的困境，干部在“顾家”与“守纪”的平衡中，若缺乏系统性制度约束，仅靠个人“精神对抗”难以持续——即便是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也未必能完全处理好家事，普通干部更需外部机制的支撑。

对于后一类2位干部，其行为暴露了权力缺乏制衡的严重后果。其中，某大学校长的做事原则明确为“对我无名无利的事不做，有名无利的事委托给别人做，有利无名的事亲自参与做，有名有利的事发动资源号召做”；某国有企业董事长的权力争夺手段，甚至可被视为企业管理层的“厚黑指南”。二者均坦言，身处高位后“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且“无人能管”，即便单位设有纪委岗位，相关人员也因权力压制而“自顾不暇”。这一现象印证了“权力制衡理论”的核心观点：缺乏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滥用，唯有构建科学的权力制约机制，才能避免此类独裁行为的产生。

此外，该书还引发对“干部价值评价”的深度思考：相较于这些“有功但贪腐”的干部，官场中还存在一批“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乡愿”干部——他们不犯错却也不干事，对国家发展的贡献度极低。以某涉事铁路系统领导为例，其虽因贪腐落马，但曾为我国铁路事业（当前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作出重要贡献；对比此类干部与“乡愿”干部，需从“制度破坏成本”与“职责履行效益”双重维度评估，二者对国家治理的负面影响虽表现形式不同，却同样需通过制度完善加以规避。

《追问》个人心得体会篇3

《追问》一书中，作者丁捷（兼具纪委书记与作家双重身份）提出核心观点：“如果你没有走对路，你走得越远，离魔鬼就越近。魔鬼，总是在各种邪路、错路前面守株待兔。”作为一部记录中管及省管高级领导干部真实经历的长篇纪实文学，该书所涉人物均曾是耀眼的成功人士，却因反腐风暴受到党纪处分，部分人甚至沦为阶下囚。阅读这部口语化、纪实性的作品，如同直面一个个被魔鬼诱惑、内心饱受折磨的灵魂，倾听其迟来的忏悔与反思。

从《追问》所录落马干部的忏悔实录可见，思想理念偏差是腐败滋生的首要诱因。这些曾为社会中坚、国家栋梁的“弄潮儿”，其“变形记”的诱因可归纳为三类：一是部分干部因年轻时的感情遗憾，中年后沉溺女色，从细小的道德缺口逐步腐坏；二是部分干部因工作中遭遇细节刁难，产生“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认知偏差，进而形成对权力滥用的病态渴望；三是部分干部选择“甩手掌柜”式管理，对分管工作放任不管，最终因无法控制局面而身不由己走上腐败道路。

“内无妄思，外无妄动”，这一传统智慧在干部廉洁自律中具有重要意义。从党性修养理论来看，干部的觉悟并非自然产生，也无法永久保持新鲜，必须通过持续的党性修养、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不断提升，通过复杂的工作实践、严峻的斗争磨砺不断坚定。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与自身欲望、内心“恶”的赛跑——唯有思想根基牢固，才能在面对外界诱因时明确行为准则，避免陷入“妄思”引发“妄动”。

标本兼治是党管党治党的一贯要求，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这一原则。除了干部自身的思想建设，外部环境的诱惑防控同样关键。在部分权钱交易、利益同盟案例中，不法分子的刻意腐蚀往往是“导火索”：他们通过持续渗透吞噬干部理性，不断放大其欲望阈值，甚至使部分干部对数百万元人民币的非法利益“习以为常”。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提出的“上帝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恰是此类案例的生动注脚——当干部将声色犬马视为“常态”，将清正廉洁视为“傻瓜行为”时，其堕落已进入不可逆阶段。从这一角度看，干部抗拒不法分子腐蚀的过程，也是与外界诱惑、他人“恶”的赛跑。

人生并非追求短期利益的短跑冲刺，而是注重长期价值的马拉松。对于党和人民的干部而言，更需在这场“马拉松”中持续追问理想信念，不断校对行进方向：既要通过自我革新胜过内心欲望，也要通过制度敬畏跑得过外界诱惑，始终铭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在“邪路、错路”上越走越远，真正实现个人价值与公共利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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