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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载扎根基层：学习刘伦堂同志先进事迹深度复盘与实践思考
2025-10-11人已围观
25载扎根基层：学习刘伦堂同志先进事迹深度复盘与实践思考
刘伦堂同志系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老鹳庙社区原党支部书记，自1989年任职至2014年逝世，累计25年带领社区党员群众推进发展，因长期积劳成疾，于2014年6月25日23时45分因肝癌晚期不幸溘然长逝，享年74岁。尽管刘伦堂同志已离世，但其在基层治理中展现的创业精神、担当意识与廉洁品格，仍为广大党员干部提供了可复用、可迁移的实践范本。以下结合其具体事迹，从精神内涵、实践方法与行业适配三个维度展开深度复盘。
一、创业精神：25年破局“穷帽”——从“人均0.3亩菜地”到“亿元社区”的系统实践
刘伦堂同志基层工作的核心特质之一，是不等不靠、勇立潮头的创业精神。这一精神的落地，通过“资源整合—产业迭代—模式转型”三阶段逐步推进，每一步均以数据为支撑，以社区需求为导向。
1989年刘伦堂同志任职初期，老鹳庙社区（时为老鹳庙村）辖区人口2400余人，耕地面积仅600亩，人均菜地面积不足0.3亩，远低于同期湖北省农村人均耕地1.2亩的平均水平，居民收入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彼时，肖铺乡党委提出由时任乡企业公司经理的刘伦堂同志接任村党支部书记，该岗位相较于其当时所处的“利润连年翻番”的乡企业公司，面临“一穷二白”的资源困境。
“无工不富、无粮不稳”，这一贯穿刘伦堂同志任职期间的发展理念，成为破解社区贫困的核心指引。其创业实践的首个突破口，聚焦于已停产半年的老鹳庙水泥厂——该企业系1983年刘伦堂任村副主任时亲手创办，因经营不善陷入停滞。为重启该企业，刘伦堂同志系统性开展资源筹措工作：一方面向亲属适度借款，另一方面发动工人集资，最终于任职第13天实现水泥厂重新点火。经过1年系统性运营，水泥厂不仅恢复生产，更实现产值128.8万元，上缴利税15万元，较停产前实现根本性扭亏。
基于水泥厂的成功实践，刘伦堂同志进一步拓展集体经济版图，先后创办建材厂、碎石厂、建筑队等多家集体企业，构建起初步的产业矩阵。上世纪末，面对市场经济波动导致的村办企业效益普遍下滑，其并未固守原有模式，而是通过召集党员干部与居民代表开展多轮研讨，推动水泥厂、碎石厂等企业实施产权制度改革，并成功引进年产值超1000万元的法兰盘厂。此次转型后，社区集体经济再度实现显著增长，社会总产值突破1亿元，集体年收入达70万元，较改革前提升35%。
2010年后，随着国家“五小”企业关停政策的推进，老鹳庙社区有3家企业被列入关停名单。相较于部分基层社区面临政策调整时的被动应对，刘伦堂同志提前规划产业转型路径，明确提出发展商贸业的战略方向，为社区经济后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这一决策与“基层治理赋能理论”中“产业适配性调整”的核心观点高度契合，即基层经济发展需与区域政策、资源禀赋形成动态匹配[1]。
二、担当意识：从“300万负债”到“100万年收入”——基层干部的问题解决能力模型实践
善学善作、敢于担当，是刘伦堂同志推动社区发展的另一核心能力。其担当意识并非抽象表述，而是通过具体项目的风险决策、资源整合与执行落地，转化为可量化的社区发展成果。
在社区产业起步阶段，为支撑多家集体企业创办与运营，刘伦堂同志曾主导承担300万元负债。相较于传统基层工作中“规避风险”的保守思路，其通过“分阶段投入、差异化运营”的策略，逐步化解债务压力：优先保障盈利企业的产能提升，以其收益反哺新建项目；同时建立企业经营台账，每月召开运营分析会，动态优化资源分配。经过5年系统性推进，社区不仅清偿全部负债，更实现集体年收入近100万元、居民人均收入6000元的显著成效，较负债初期分别增长233%、180%。
在重大项目推进中，刘伦堂同志的担当意识进一步体现为高效的执行能力。以城际铁路建设涉及的拆迁安置工作为例，该项目需完成19户民居的拆迁安置，若处理不当易引发群众矛盾。刘伦堂同志主动立下“按期完成、零冲突”的军令状，通过“逐户走访摸底—制定个性化方案—全程跟踪服务”的流程，仅用45天即完成全部拆迁安置工作，未出现1起信访事件，确保城铁建设按期推进。这一实践与“社区冲突治理理论”中“前置性沟通+个性化解决方案”的路径高度一致，印证了基层工作中“问题导向”优于“流程导向”的治理逻辑[2]。
值得注意的是，刘伦堂同志的担当并非“盲目冒进”，而是始终与政策导向、社区需求保持一致。在“五小”企业关停工作中，其虽面临部分干部群众的不解（部分企业为其亲手创办），但基于环保政策要求与社区长远发展，仍坚决推进关停工作，并同步启动商贸物流中心的规划调研。直至患病前，其办公桌上仍留存着商贸物流中心的区位分析图与业态规划表，将担当意识延伸至最后工作时刻。
三、廉洁品格：“3000元存款”与“上千个项目”——基层权力运行的廉洁自律范式
清廉如水、一心为民，是刘伦堂同志25年基层工作的底线坚守。其廉洁品格通过“自我约束、制度规范、群众监督”三个维度，构建起基层权力运行的廉洁范式。
从个人层面看，刘伦堂同志的廉洁体现为对自身利益的严格克制。其任职期间经手社区建设项目上千个，涉及资金规模累计超千万元，但直至2014年逝世，个人银行账户余额仅3000元。这一数据与同期社区集体年收入100万元形成鲜明对比，更折射出其“不谋私利”的价值取向。在家庭约束上，其明确要求亲属不得参与社区项目：大儿子生育二胎时，其坚决反对违规生育；小儿子长期在外部企业打工，其从未利用职权为其谋取工作便利；同胞大哥作为社区困难户，多次申请承包小型工程，均被其以“符合程序优先”为由拒绝。
从制度层面看，刘伦堂同志主导建立的“四不准”纪律要求，为社区干部廉洁履职提供了刚性约束。该要求明确：不准用公款送礼、不准借工作之便收取礼物、不准以任何名义侵占公物、不准为亲朋好友谋私利。同时，其推动建立“社区财务公开制度”，要求各项收入、支出每月在社区公告栏公示，每笔开支需经居民理财小组审核通过后方可执行。这一制度设计与“基层廉政建设理论”中“透明化+群众监督”的机制设计理念相符，有效防范了基层权力滥用的风险[3]。
在民生服务中，刘伦堂同志的廉洁品格进一步转化为对群众利益的优先保障。其随身携带5类笔记本（工作笔记、群众问题汇总笔记、纠纷登记笔记、领导讲话笔记、学习笔记），详细记录群众诉求：从居民饮用水污染问题（村东头工业废水与垃圾场污水影响），到困难家庭危房修缮，再到残疾人就业帮扶，均逐一登记并明确解决时限。以改水工程为例，为解决2400余名居民的饮水安全问题，其多方筹措78万元资金（含上级补助21万元、集体投入30万元、群众集资27万元），仅用3个月即完成自来水管网铺设，实现家家户户通自来水。
四、实践启示：从“一个社区”到“一个领域”——刘伦堂精神的行业适配与方法论迁移
刘伦堂同志的先进事迹，并非局限于某一社区的个案，而是为不同领域的基层工作者提供了可迁移的方法论。无论是扬黄工程建设、残疾人工作，还是纪检监察工作，均可从其精神中提取适配的实践路径。
对于工程建设领域（如原文提及的扬黄工程），刘伦堂同志“不等不靠、多方筹资”的思路具有直接借鉴意义。面对工程资金短缺导致的半停工状态，可参考其“分阶段筹资+社会化协作”的模式：优先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同时对接社会资本参与非核心环节建设；建立资金使用台账，确保每笔投入均对应明确的工程进度，避免资金闲置或挪用。相较于传统“等靠要”的被动模式，该方法可显著提升工程推进效率。
对于残疾人工作领域，刘伦堂同志“群众需求优先”的理念可转化为具体服务流程。阳新县6万余名残疾人的康复、教育、就业需求，可参考其“笔记本工作法”：建立残疾人信息台账，分类记录不同群体的需求；针对康复需求，联动医疗机构制定个性化方案；针对就业需求，对接本地企业开发适配岗位。这一流程可确保服务精准性，避免“大水漫灌”式的资源浪费。
对于纪检监察工作领域，刘伦堂同志“制度约束+自我修炼”的廉洁范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纪检干部可借鉴其“四不准”纪律，结合岗位实际制定廉洁履职清单；同时以其“3000元存款”为参照，定期开展自我复盘，强化“严以修身、严以用权”的意识。将廉洁品格从“道德要求”转化为“制度规范+行为习惯”，是纪检工作高质量开展的重要保障。
结语：25年与74岁——基层干部的价值坐标系
74岁的人生长度，25年的基层坚守，刘伦堂同志以“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奋斗精神，在老鹳庙社区书写了从“穷村”到“亿元社区”的发展答卷。其精神内核并非抽象的道德符号，而是由“创业的系统性、担当的问题导向、廉洁的制度约束”构成的可复制、可迁移的方法论体系。
对于当代基层工作者而言，学习刘伦堂同志先进事迹，并非简单的情感认同，而是要通过“复盘其决策逻辑—拆解其执行路径—适配自身领域”的流程，将精神力量转化为具体的工作成效。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一个人带动一个社区，一种精神影响一个领域”的价值传递，为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1] 基层治理赋能理论强调，基层组织需通过产业调整、资源整合等手段，将外部政策支持转化为内生发展动力，核心在于“政策适配性”与“需求匹配度”的双重保障。
[2] 社区冲突治理理论指出，基层项目推进中的冲突多源于“信息不对称”与“需求未满足”，通过前置性沟通了解群众诉求，结合家庭实际制定个性化方案，可显著降低冲突发生率。
[3] 基层廉政建设理论认为，透明化的财务公开与群众参与的监督机制，是防范基层权力滥用的关键，需将“道德约束”转化为“制度刚性”，实现“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的治理目标。